他是诗人－－个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注明”了的诗人。师专报到的第一天，我刚把被褥扔在宿舍的床上，蹭地从上展跳下来一个人，热情和我握手，自我先容∶“我叫宋朝阳，咱一个班。”在我点头之际，他又补充道：“我是写诗的。”第一次见面，宋朝阳就是这么向我“注明”自己的。
　　宋朝阳身材瘦小、头大发稀、额头凸倾、下巴张扬着一撮小胡子，初见就似曾相识，恍然大悟后我们都亲切地称他“列宁同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年代，就像后来全民皆商一样，那时的“文学”还是硬通货。宋朝阳就是那股激流中一朵汹涌的浪花。
　　宋朝阳的诗我看过一些，称诗有点委曲，大多是顺口溜，有的就类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革命口号。但他写诗的热情让我叹服，上课写诗，熄灯后趴在被窝打着手灯写诗，一次排队打饭，他交了饭票忽然转身跑回了宿舍，让食堂窗口里的大师傅掂着勺子惊奇不已。他就是这样投进，只要灵感来了什么都不管不顾。他最推崇唐代诗人杜甫、贾岛，把二人的诗贴满床展挨墙的一侧。
　　他的诗一句也没有变成铅字，但学校都知道我们班有个叫宋朝阳的诗人，由于他很乐意向别人“注明”自己是诗人。他写诗最直接的结果是每学期都有两门以上作业不及格，总是一个人可怜兮兮在教务处补考。我曾善意地提醒他，这样下往对他影响不好，他却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往返答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以至于毕业时学校差点发给他肄业证。
　　宋朝阳的老家和我家是邻县。毕业后宋朝阳分配到了他们县的一所乡村中学，距我任教的学校二十几里路，他几乎在每个周末都会骑自行车来找我玩。说是玩，实在还是向我倾销他的诗，不过此时由过往的杜甫贾岛变成了舒婷北岛－－他迷上了朦胧诗，他的诗由过往的清澈见底变成了混水一潭。进门顾不上冷暄，就取出一叠皱巴巴的诗稿让我提意见，我看不懂，问他，他跷着二郎腿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派头：“好诗尽在不言中。”我嘲笑他：“恐怕你小子自己也看不懂。”
　　一个冷风咆哮的周末，我估计宋朝阳不会来了，就关上门坐在火炉前专心致志看书，正进神，门咣当开了，一身尘土的宋朝阳比扑门而进的北风更兴奋，大叫发表了，发表了。我在地区小报的副刊上仔细端详了一阵才在最下角看到火柴盒大小的一块，也就五六行，不知是编辑为宋朝阳锲而不舍的投稿精神所感动，还是为了补白。这次，宋朝阳破例花了十二元在小镇饭馆请我吃了一顿，事后得知那首诗他得了一元稿费。
　　我的宿办室冷酸在校园的西北角，除了上课，在整个破败荒凉的校园内，只有门前的三棵柳树与我形影相吊。我经常靠在柳树下向校园南面的土路茫然张看，有时是盼宋朝阳来说说心里话，有时自己的思绪会循着土路游向那真个县城。同学中有门路的大多分在了党政机关，最不济的也留在了县城中学，像我和宋朝阳这样一秆子打到乡村中学的很少。宋朝阳很满足，一是他在师专时成绩差，二是乡村中学治理不严，他有时间写诗。而我却不甘心像烛炬一样在这里默默燃烧自己，就静静做工作，想转行。当事情有了眉目后我喜滋滋告知宋朝阳时，他十分惊奇：“在这儿不是挺好的？”沉默半天后对我说：“人各有志，这辈子我就想当个诗人，对当官不感爱好。”
　　不知是志不同道分歧，还是清高的他不屑与我交往，我调县城某机关工作后，宋朝阳连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很关注他，偶然在地区小报上看到他的诗，就常想起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1988年我调市某新闻单位工作不久，听说宋朝阳调到了他们县的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他的名字在市各新闻媒体频频露面也证实了这消息的可靠性。让我不解的是：一个自命非凡的“诗仙”怎么竟然转向了世俗的官样文章？后来才知道，他这一转变是他爹一巴掌扇出来的。
　　宋朝阳是他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加上他到处“注明”自己是诗人，就引起了他们村支书女儿的仰慕，我估计支书的女儿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支书托媒人到宋家提亲，他爹娘没啥意见，宋朝阳一口拒尽，气冲冲地对媒人说：“看上我的人多啦，乡长的女儿我都不正眼瞧她一眼，一个小小的支书算老几？”这一句大话气恼了支书，虽说农村已分地单干，可在偏僻小村，支书还是不可小视的人物。支书就给宋朝阳家较上了劲，处处想法刁难。村里育龄妇女上站检查，宋朝阳母亲已五十大几，早不在之列了，村支书却硬是让其到乡计生站往体检。这一披着正当性外衣的报复行为，气的宋朝阳父母嚎啕大哭，宋朝阳回家后，抄起一把镢头要往跟支书拼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