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安死了。务工以色列三年之后，回来半年就死了。死前半月，我与这位泥瓦匠、老邻居又打过两次照面。
　　
　　第一次在小卖部。
　　
　　他看见我时，依然软坐在凳子上，并没有起来迎我。他正忙着把一瓶“劲酒”引导至下巴。干一杯。品味人生，如何？他说。酒红的笑脸很诡异使人不很放心。不，我买烟。我说。花生米抓一把往吃吃。他边说边对我动手。悠着点，老兄，可别回家把你老婆给压扁了。我右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左手满握着他的花生米。
　　
　　我离开时，猛然瞥见柜台玻璃面上，另一只空酒瓶狠狠地瞪着我。
　　
　　大约十天后的某个傍晚，我在十字路口下车，他魁梧的身躯从前方供销社的左侧昂首阔步朝我走来。隔着十米路面，他牢牢地盯着我看。在隔空交错而过三秒钟之后，在市场拐角处，他恍然大悟似的笑嘻嘻地回头大声说出我的名字。转身，我向他挥手致意。迷惑回迷惑，可笑脸还得装。
　　
　　正月初六，我隐约听到传闻，说是乌安死在医院了。大吃一惊后，我获得他姐姐，也就是住在我对面十一米的胖女人的亲口证实。连日饮酒，昨晚，他错把一瓶“乐果”当成“劲酒”了。
　　
　　两栋五百多平米的大屋子竟然容不下他，可惜，可悲！
　　
　　五十岁的勤杂工国宁死了。比乌安多活了三年。他的妻子是个聋子，养着两个男孩子意气风发，老实懂事。九年前她给我请来加盖屋子的外地泥瓦匠师傅当下手，当手拿砖头玩转镲刀高高在上的师傅第三次用尾音辱骂她的时候，我以维护本村尊严的名义当场向他提出强烈***。我用的方法很特别，屋子完工之后有空他或许会弄明白！为此，国宁的妻子每次遇见我都表现出对我的一些好意。
　　
　　国宁是罹患肝癌往世的。他那奔波劳累的身影令我印象深刻，感怀不已。
　　
　　阿水死了。死前一星期，在我逐日的必经之路上，她罕见地从岌岌可危的竹椅起身，拦住我的往路。你是谁阿，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最近你往哪儿了……她仔细端详着我，满脸的迷惘掩盖住她那皮包骨的额头。啊，你是某某的儿子，我与你母亲做了将近四十年的邻居，这段时间怎么都没看见她，往哪儿了——搀着她慢慢坐下，我一句话也没说。右拐，急急走回我的家。
　　
　　寿终正寝。阿水是个有福的女人！
　　
　　本村唯一养奶牛的瘸子晋友死了。他的死使我感到深深的惋惜。保存在童年里的那份温馨而亲切的记忆，是岁月之流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相反，只会把这种父亲般的情怀磨砺的更加晶莹，透彻。
　　
　　肺癌，窒息的噩梦！往吧，晋友，路上遇见别忘了握握手，再闲聊那么几句。
　　
　　这一切不幸的事件集中发生在往年。在我住所目光散射的方圆五十米范围之内。
　　
　　前年，我的母亲也死了。可说是赶在他们前头。偶然我会这么想：要是她愿意再让我牵着她的手，我一定会跟紧她，直至回到饥荒横行、趔趔趄趄的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