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89年，被划进“80后”的圈子里。只所以说是被划进这个圈子里的，是由于我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被动了。诸如我们被教育，被培养，被长大，后来再被划进一个个五花八门的圈子里一样，尽不自由也毫无自主选择性。
　　
　　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任信、叛逆、倔强；我们抒怀、审美、批判；我们在属于自己的年代里，尽情指点着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山河。我们讨厌教条，痛恨教条。由于我们果断以为尽对是愚昧落后的教条主义模式，完全剥夺或者抹杀了我们自我成长与自我发展的权利，逼得我们成了现在这样一种像是“落了草的匪”，又始终无法真正“草起来”“匪起来”的糟糕样子。我们都在尝试着没心没肺地忘记，只要有故事发生，我们都必将致力于往忘记的事业，可是后来，你越想忘记的反而记得越清楚，越记得清楚就越留恋，越不舍，越轻易回忆，越不堪重负。
　　
　　严格地讲吧，生活都是突如其来的，而且这个突如其来总能进行的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天衣无缝。我经常很明显地感觉到一些事物似乎要结束，之后新的开始又会紧锣密鼓地接着开始的那种常变性。它们总是那么自发，那么强烈，那么明显地胁迫着我的思维，驾驭者我的情志，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再有一丝一毫的变动，或者说我们总是急于变动，急于颠覆那些正在发生的繁沓的事物，迎接一个彻头彻尾优化的自我，重塑一个全新全变的自我。生活的最高境界是热爱是信仰吧，我当然也在热爱也在信仰。但是，我的热爱，我的信仰对照生活又似乎永远成不了什么境界，由于我始终感觉不到其中真正的情趣，理想与现实反差太大，从而又反映出我实在还是不懂得如何平衡生活。
　　
　　我爱做梦，并日经常梦见自己在梦里做梦。梦里一个我，梦里的梦里还有一个我。我梦到自己总是握着一支笔，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独行。我是一位行者，我一直在路上。我手里的那支笔在滴血，我光着脚，身后踩出一迹长长的脚印。而那些血正好中庸之道地滴在我的脚印上，一迹一滴，一滴一迹，红白相间，红的是血，白的是血，中间一个赤脚独行的我。我经常会把这个梦假想到现实中找寻，参照，体悟，感知。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我自己生活的过程者，我是我自己生命的变换着，我更是我自己生命的恒定体。可我始终不知道，那个在白茫茫的雪地里赤脚独行的我，究竟是在做梦的我，还是梦里被我梦到的那个我。
　　
　　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至少是有各种需求的，诸如饥饿的人理想天天吃饱，贫穷的人理想有好多钱花，失业的人理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理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自由独立而有价值的。小时候，老师家长问起自己的理想时总能滔滔不尽口若悬河地吹个不停。什么当老师就可以随便体罚学生，收好多好多学费买糖吃；当飞行员，就可以开着飞机放鹞子……那时候的理想单纯的像一面镜子，以为向别人吹嘘自己的理想就能完全证实自己出息与否了。可渐渐长大了，懂得了一些事理之后，谈及理想便循分下来了，不敢吹了，也把先前所吹嘘过的那些理想打了好多折扣。
　　
　　及至如今，这个折扣不断打下来，我们的理想已荡然无存，再也不愿冒树立远大志向的那个险了。已经习惯了对自己不置可否，所谓的理想只是一种艰难的指向了，再后来连这种指向也或有或无时，我们对理想干脆模棱两可，不了了之。原来理想是很难被证实和量化的，理想太多又不见实现，旧的理想不往，新的理想又源源不断，理想膨胀了，由于过盛而变得不再珍贵，我们便对当初的理想不抱有任何希看了。总之，理想不能太多，理想也不能太理想，理想宁缺毋滥，最好是毫无理想。
　　
　　而今我们已经是剩男剩女的一代了，青春褪却，韶华已逝，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社会。我们开始苦苦奋斗着工作、赚钱、买房，指看着有一天不再啃老；我们开始苦苦挣扎着恋爱、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指看着有一天不再单身。我们在不被别人中肯的低谷中求得中肯，我们在不满现状的纠结中平衡满足，我们在无法忍受的苦闷中求得哑忍。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是于国于家无看的一代，但是我们始终不曾放弃自己，始终在貌似已经万劫不复的现实中求存求生，求变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