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  诚 

小时候因爸爸是边防军的上尉，指挥着一个连的部队，俺家就成了随军家属住在回黑河军分区管辖的北国边陲。

受边防军生活的影响和军人家庭的熏陶，我们哥仨都想长大当军人。于是，我们玩的游戏也都是军事化的。

一天，邻居罗慧杰和大哥俩人一合计，就把四周的小孩召集起来，成立起一个军，编制不小吧？

这支娃娃队伍，模仿边防军的做法：修工事，挖战壕，修堡垒。头一件修工事。

秋天，军队家属房前面菜园子西头是空地，在那儿堆放了十多辆马车拉的柞木柴火，都是两尺来长的半子，堆得高高的长长的一大溜儿。我们就把柴火垛掏空，搭成隧道，暗堡，有射击孔，瞭看哨。

冬天，我们又在刮大烟炮积下的大雪翁里挖雪洞，跟《隧道战》的隧道一样，区别就是人家是地下土的，俺们是地上雪的。我和二哥还在自家从生产队买来的豆杆儿里掏洞。豆杆儿在院子里堆了一大堆，高高的到了房檐，我跟二哥就在里头掏了洞，钻进往玩，有了好东西也上里面往吃。

春往夏来，军长和政委说部队要修工事，就把队伍拉到村外一片空地上，操起带来的锹镐干了起来。

他俩身先士卒。特别是大哥，干得特别起劲儿。在他俩的带领下，战壕，堡垒，隧道，很快挖成了。大哥在洞里松了一口气，正要出来，“忽隆” 一声，洞上的土层塌了下往……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禁惊呼了一声。只见大哥从土里拱出来，站直了身，扑罗着头上肩上的土，朝大家笑笑。他的这帮部下一见，虚惊一场，也“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家这里近乎祖国最北端了，比不得电影《隧道战》里的隧道——土质好，挖一锹出来，再往里填，填不下，用不了。这里的土质松，挖一锹之后，土就不够填了，填不满。所以，不适合挖隧道，土松，轻易塌陷。也正由于这样，大哥才很轻易从不太厚的土层里出来。

尽管大家都惋惜白挖了一场，但我们的工事是不能继续了。两位首长研究之后决定：还是上江沿往玩。由于我和罗慧杰的弟弟罗慧义是侦察连长，所以先派俺俩往侦察，待得到俺俩的情报，大部队就开过往。

我和罗慧义一路急行军，到了江沿的树林子里。

瓦蓝的天上漂浮着几朵棉花一样白的云彩，圆圆的太阳特别亮，亮得刺眼。林子里却很凉快，阳光从树叶的逢儿里穿过来，变得柔和多了。绿绿的树叶长满树叉，我和罗慧义翘着脚，够到高处，捉住树枝往下拽，撅折了，绾成圈，就做成了草帽，套在脑袋上隐蔽自己。然后俺俩机警地朝江上瞭看。看着看着，俺俩发现夹心子——就是江中岛——出现两个人。

那岛上长满了树木，很密，深绿深绿的一片覆盖着全岛。所以，有人影出现，就是再远，看不清是谁，但那两个人转动特别明显。“有敌情！”我立即做出判定。

“是敌人？”罗慧义问我。

“好象是苏修的兵……”

当时苏联正是勃列日涅夫当台，跟中国的关系正紧张，两国的边境对峙着。尤其是我家这地方，跟苏修只一江之隔，夹心子固然回中国，可岛上谁都不能随便上。

“怎么办？” 副连长又问。

我稍微一想，下达命令：“我在这儿监视，你马上往报告军长！”

“你自己在这儿，行吗？”

“别空话，快往！”

罗慧义一道跑着，见到了他哥——罗军长，报告说：侦察连在江边发现敌情，有两个苏修兵偷偷在夹心子上过境。

罗慧杰和大哥一听，紧张起来：可了不得啦！可不是假装军队玩儿的事儿了，是真的敌情！必须马上报告边防军！于是，他俩顾不上军长和政委的身份，赶忙亲身跑到边防站报告。不巧，爸爸领战士们出往拉练，站里只有一个顾问值班，就把岗楼上的哨兵叫下来，问发现敌情没有。哨兵说没发现。顾问训斥了哨兵几句，让严密监视江对岸，便带着一个战士随着罗慧杰和大哥跑到江边，到对岸属于中国领土的小岛上巡查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有，就问谁谎报军情。罗慧杰和大哥问罗慧义，罗慧义就指着我。我申辩真的看见岛上树林里出来两个人。顾问严厉地瞪着我，高声地训斥我，断定不了那两个人是什么人，就怎么说是苏修兵呢？肯定是当地的渔民或者猎人，上岛打猎或者砍柴什么的。我哪敢再说话？心里弄不明白：本来想凭高度警觉发现敌情立功，怎么成了这样？

顾问厉声地警告我们：“以后看准了再向我们报告，军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说完，悻悻地回站里往了。

起风了，江面涌起了波浪，“哗哗”地拍打着岸上的鹅卵石。

我们都耷拉着脑袋挨完了顾问的训。

军长和政委交换了意见，高声公布：“解散！”

这样，我们装军队玩的把戏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