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什么、比无故事的一生更幸福的了”----哈金《错过》
　　
　　冷空气让人猝不及防，终于还是重感冒了，想点什么事情就脑袋疼，越想就越发自觉像钻牛角尖的耗子。有个朋友说，这样会导致精神崩溃吧？我已经没有时间来崩溃了，很多好友面临着极大的痛苦与压力，我正自责没有高超的安慰与疏导技巧，又哪能自己先放弃？
　　
　　感冒了该出汗，我选择一贯的步行，三公里、五公里，再轻巧的步伐也该出汗了。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与港口的汽笛长叫，铁道上的火车却安静了很多，有时候比我的步伐还悄无声息。我是个自小看火车的人，有时候家里喊吃饭了，我说要数完十列火车才走，可偏偏有些车次间隔很久也不到。那时候想的主题已经淡忘了，现在我该问问曾经跟我一起坐过火车的朋友怎么样了？下次打电话，我一定不再唉声叹气；下次见面，我一定要开朗大笑。你们的烦恼，我可以分担；我的烦恼，还是托付给这些咆哮而过的火车吧：张三说，你把某事做错了，我说是我不对；李四说，你什么水平怎么办事的，我似乎说了声抱歉；王五再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提前低头了。在这个高手如云道德高尚的单位里，我已经成了那个无德无能的卑微者。奔驰的列车，你们最近背负着国民的谩骂与唾弃，又有几人理解你背负的冤屈？
　　
　　火车不需要太多道路空间，你给它几条轨道，它就开始四海奔波。在火车上读到小说家阎连科的一篇散文，说“葫芦则不是那样注重自己的身价与对故地那种不可分离的眷恋性。给我水，给我透风和阳光，一周后种子就乖孩子样从睡梦中醒来蹦蹦跳跳了”。这葫芦与这火车无异，也与我自小的梦无异，只是我未必能像葫芦这样顽强地成长，而可能一不小心在轨道上脱轨掉下悬崖。每次火车过山间弯道时似乎都要叫笛的，这让人品味起吴念真在《遗书》里的那句结尾，“这时浓雾深处忽然传来山下火车喇叭的长叫，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般”。兄弟的离往带给男人的悲伤，就应该像这山间火车的长叫啊。
　　
　　行走之前是头重脚轻，沿着铁路走一段，汗是出够了，头重脚也重。我走进一家破落的面馆，发现昏黄的灯光下只有两张桌子，一桌已经坐着两位中年汉子。我坐下来，已经可以闻到他们桌上劣质散装白酒的味道。这是两位外来务工职员，污垢的工衣已经看不出上面写的名称了，但他们兴致极高，相互敬酒，同时讲诉各自的家乡事。北方口音的汉子又给对方倒了满杯，对方满是岭南口音，说喝了快一斤了，实在不行了。北方口音的汉子说再喝这一小杯了，我以前在家都用葫芦喝的！这位大兄弟应该也像那葫芦一样，给水和阳光就能生长吧？有多少人嫌弃他们，就有多少人关爱他们，至于我，很喜欢坐在旁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往往是一些青春的畅想在回荡，你不要看他们的工作是如此辛劳不止，他们的梦想可还在葫芦里默默的生长。我很想把那些沉醉在痛苦中的朋友拉过来，就跟我一起坐在民工大哥们的身边，或许我们还可以一起饮酒、划拳，在简单的快乐中能否洗涤朋友们那些深沉的苦楚呢？
　　
　　小面馆里的热汤再冲一身汗，夜色已经从户外探到门口，屋里似乎游荡着无数夜的影子。民工兄弟酒色中涨红的脸，在夜色中越发显得鲜艳，他们离往的身影被灯光拖得很长，又被夜色拉得很远。而我白日里的境遇，终回也要消散在这夜色中，我是该接着行走了。途经药店门口，踟蹰时脑海中立马浮现在朋友那里找感冒药，却不小心看到的境况。我不知是要劝慰，还是假装一无所知，我已经看到不止一位朋友陷进如此泥沼，情景宛若几年前另一位朋友的剧本。这是内心深处一次怎样无奈又无言的重逢？
　　
　　作为卑微的蚁族，我总是忧国忧民；作为无能的职员，我仍然只是忧虑，而不能对朋友施以强有力的援手。这与夜风一起频生凉意，我不敢让感冒加重，坐上出租车返回。出租车司机说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很迷惑，我们熟悉吗，见过吗？司机微笑，正是由于不熟悉，所以你可能坐过我的车我们可能见过面。我笑了，尽管我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但我还是记得跟我讲过话的人以及讲话的内容，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些年来在无数陌生城市与无数陌生司机谈话的内容。我听过无数司机的故事，我曾经怀疑他们把一个故事讲给千百人听，在不断的讲诉中不停地修补，终极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剧本。
　　
　　还是先倾听今晚这位司机的故事吧。听完后，我可以跟他讲一个台北出租车司机的故事。那个故事已经记录进了吴念真的《重逢》，那个故事可以跟重逢的几位故人讲，那个故事预备给读我日记的朋友看，那个故事说：司机往机场载客，看到排队的乘客是前女友但又不能拒载。前女友坐在后排一直在打电话，打给家人、公司和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他们分手之后十年的历程讲完。司机一边默默开车一边静静地听，到了目的地，前女友忽然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司机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孩子，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而你连一声hello都不肯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