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与生活有一种契约。它是一种最自然、最亲切，最平实，最自由安闲的文体。它真实地记录下发生在我的身边的一些生活片断，如吃饭、乘车、购物、种花、旅游、思考等，举凡人生世相皆可进进散文，甚至我们平日里的说话交谈，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散文。莫里哀的笑剧《暴发户》中，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当他知道他说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自得地喊道：“天啊，我说散文说了40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1、散文不但像说话那样自然朴实，而且和我们一般读者最为贴近；2、散文固然像日常说话，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常话语都是散文。假如这样，那这个世界上的散文家就太多了。90年代以来，之所以散文随笔的数目迅速膨胀，就是由于散文的门槛太低了，有太多的人以为，散文是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只要粗通文墨，就可以到散文这块领地上一展身手。事实上，这是一种误会。在本质上，散文应是一种易写难工的文体。
　　
　　散文与生活这种水乳交融的契约状态，决定了散文与小说和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小说的生命在于它的虚构性，小说家离生活要比散文更远；而散文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正如左思所说：“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实在”。这种对“本”和“实”的要求，过往一直被视为散文写作的基石。当然，我并不赞同这种僵硬的“真实观”。我以为散文应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有所想象和虚构，即有限度的虚构。这有利于散文在新世纪的发展。
　　
　　下面再讲散文与诗歌的区别。在这方面，台湾散文家余光中曾有过很出色的比喻。就文体性质来说，散文面对的是事实和大地，诗歌面对的是神祗和天空。散文没有诗歌那样尖锐，那样强烈和刺激，那样富于***和想象力。人们投进散文的，是一种闲适而平淡的情趣，是一种秋天般的从容、辽阔和平稳，是一种默默的承诺和白头到老的厮守。诗表现的是彼岸的人生，散文表现的是此岸的人生。
　　
　　散文要俗中有雅、有趣和有味
　　
　　散文与生活之间有一种契约，这就决定了散文家在写作散文时首先要有一颗俗心。当然，我们在欣赏散文时也同样要有俗心。俗心就是要以凡心、平常心、近人情和闲心往叙述日常的生活经验；就是要把姿态放低，不要高高在上，凌空舞蹈，更不要虚假造作，装腔作势。散文为什么要有俗心？由于作家是从大地上长大的，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所以作家的文学关怀应和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连接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到底，散文的本质上是生活的，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散文家，是写不出好散文的。比如过往的一些散文，一写到登山，便要联想到克服困难；看天空，必然引向壮志凌云；看大海，总离不开宽广的胸怀。这种写法，看似很抒怀，很诗化，实在是滥情，是缺少世俗心的表现。
　　
　　与这种阔别生活的写作不同的是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他们散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没有别的，就由于在他们的散文中，有一颗世俗心。大家都熟悉的张爱玲，她说她的文字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往寻找实际的人生”。由于她的散文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个人化的，比如喜欢住街边的屋子听车声，喜欢上街买东西，喜欢自己裁剪衣服，等等，她以世俗之心来拥抱生活，她从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写出了普通人的悲苦和希看。这样，张爱玲的散文便和她的小说一样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王小波也是如此。尽管他是一个追求精神性的散文家，但他的散文却是世俗的。他以平民的态度和心态，将农村插队时的很多生活细节，包括趣闻、传说、典故等和理性思考糅合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王小波这一道独特的散文风景。
　　
　　在世俗心这点上，我特别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梁实秋的散文崇尚个性，追求自然，喜用闲谈笔调。特别可贵的是，他的散文有一种“以雅化俗”“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他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他写尽了现实世态、人心之俗，然而“俗”的生活一经他的世俗心的温润，经他的如花妙笔的点染，马上就透出一种情趣和意味的“雅”，这就如女性身上的碎花百摺裙，粗看杂乱无章，细看却是纹路清楚，优雅迷人。比如他的《女人》《男人》就是这样既俗且雅的散文。
　　
　　散文不但要有世俗心，要俗中有雅，还要俗中有趣。过往的散文由于过分夸大“文以载道”，总喜欢板起脸孔在散文中说教，或在文章的结尾进行高八度的升华。事实证实这种呆板的写作方式违反了散文自由安闲的本性，读者读多了也十分厌烦这样的散文。可见，散文与生活特别亲和、贴近这一事实，注定了散文应该像生活一样广阔无边，一样多姿多彩，而且应该富于情趣。在这方面，30年代的梁实秋、林语堂；40年代的钱钟书、王了一；90年代的王小波，以及台湾的余光中等，都写出了很多令人读之捧腹的作品。比如王了一的《劝菜》，王小波的《椰子树和同等》就是有趣散文的代表作。《劝菜》将中国人一贯视之为美德的劝菜行为，放在矛盾的两端上展开：一方面是极真个客气；一方面是极度的不卫生。正是这两方面的冲突，构成了一种带有笑剧滑稽意味的情趣。《椰子树和同等》则是借助典故，通过歪理歪推和戏谑性的幽默调侃，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
　　
　　把生命摆进生活中
　　
　　世俗心，俗中有雅，俗中有趣有味，是构成好散文的重要元素，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好散文还应有生命的投进，即写作者把整个生命摆进生活中。此处所说的生命，首先是指散文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而后是指这种生命方式是一种直觉感悟的体验，以诗的审美性穿透日常生活的平庸，使散文呈现出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须留意的是：“生活”和“生命”是密不可分的。人需要生活，却不能没有生命。而生命只有建立在生活之上才能够生机勃发、长久不衰。
　　
　　关注人生的体验，关注自己的灵魂，关注生命的存在状态，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举例说，在《周易•系辞》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化流转，即是说生命一方面来自于宇宙的变化活动；另一方面，生命自身也是一个生生不已的活动过程。正是这种生命过程与宇宙过程的同构关系，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生命本源。庄子的《逍远游》也是如此。他的那种“乘物以游心”的逍远安闲、超越世俗和生死的人生态度，就既是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的***融合，也是生命的创造精神与诗性聪明的最高表现。至于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到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也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感。可见优秀的散文，都离不开生命的参与。但这一传统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切断了。
　　
　　90年代以后，不少散文家留意到了散文中的生命题目。比如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的《冷风吹彻》，就是一篇富于生命感的作品。作者笔下的生命是荒凉的、严冷的，但在严冷荒凉的文字底下，有一盆生命的炉火，它能够热和自己也热和他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更是一篇饱含生命意识的名篇。作者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忽然残废了双腿，尽管遭受命运的无情打击，但我仍坦然地往抚摩生命，用整个身心往拥抱生命。这样，他才能够在荒凉但不破败的古园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活力与美好，同时他的“心魂”也在古园中找到了回宿。
　　
　　对于生命的关注，把生命摆进生活中，可以使作品获得一种热力和诗性，在座的诸位阅读散文，也要把自己摆进往，用心灵往感受，往谛听，这样你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生活中的精神维度
　　
　　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散文，是一位***作家写的。作品写一个罪犯被判了死刑，当绞绳套在脖子时，忽然遇赦获救。他在临刑前要求给他三分钟，他要用一分钟看看祖国的江河大地；第二分钟看自己的父母亲人；第三分钟他要闭目自省自己的过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已经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但当他遇赦又活下来后，他又回复到从前醉生梦死的老路。到了60岁快死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这一辈子活得最好的还是那3分钟。但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读完这篇短小的散文，我的心灵深受震撼。不知大家听了我的叙述，心灵是否会多少受到一点触动？
　　
　　我以为，这就是散文的思想气力，也是它应达到的精神维度。我们夸大散文中应有生活，读散文即读生活，但散文尽不应忽略精神。道理在于：散文因其“小”，因其缺少全面的人物塑造和戏剧性的冲突，所以它特别需要思想聪明的浇灌。它一方面应是写实的，有灵敏的触觉和丰腴的生活细节；一方面又应是务虚的，有精神维度的大追求、大写意。比如上面讲到的梁实秋、张爱玲等的散文，固然有很多非常具体，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但这些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精神在支撑着。这正是他们的散文能够传之久远的奥秘。在当代，我特别欣赏史铁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什么好？好就好在这篇作品中有细致进微的观察，有十分具体写实的生活场景的展示和细节的描写，又有对人类终极题目的深刻而独到的探询。他一直在思考人类的困境题目，并以为人类通过母爱、爱情、享受生命的过程、承认差别和肯定欲看等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困境。他将个人的生命惨痛与整个人类的困境汇于同一调色板，在生命的苦涩荒凉中体验岁月在自己躯体上的划过。这样，〈〈我与地坛〉〉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欢，具有一种阔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内涵。